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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祺国:那年,办理行政抗诉第一案

原标题:王祺国:那年,办理行政抗诉第一案  那年,办理行政抗诉第一案  20多年来,这起案件作为全国首例、浙江法治重大事件等,各种跟踪采访、报道一直没有停止过,让办案检察官谈办案感悟还是第一次

  原标题:王祺国:那年,办理行政抗诉第一案

  那年,办理行政抗诉第一案

  20多年来,这起案件作为全国首例、浙江法治重大事件等,各种跟踪采访、报道一直没有停止过,让办案检察官谈办案感悟还是第一次。

  当年的案卷已经泛黄

  时隔29年,王祺国(右一)与原告夏小松(右二)重新回到当年的案发现场,两人都十分感慨。

  今年初夏的一天上午,在出差的路上,临时决定去离杭州市区不远的富阳区里山乡红光村看一看。29年前,这个村发生的一起行政诉讼案件成为全国首例行政抗诉案件。我去的目的除了重新体验一下案发现场外,更主要的是去拜访当时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这个村的村民委员会原主任夏小松。

  在一位年轻的村妇女干部的指引下,在一排新建的住房门口,我见到了今年已经73岁的夏小松,身板硬朗、精神抖擞的他,一手牵着已经上小学的孙女,一手握着我的手。当知道我的来意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快退休了吧”,让我一时语塞。

  是啊,当年的我28岁,可谓风华正茂,近三十个春秋过去了,突然的相见,彼此并没有丝毫的陌生和拘束。走在面貌已经焕然一新的沿溪村道上,夏小松说,当年把公安机关告上法庭不是他自己意气用事,而是为了村民的利益,他感恩组织深明大义,没有让他背上“黑锅”,老了还享受农村干部的退休待遇。

  我和夏小松来到当时红光村与相邻的强烈村村民为兴修被台风冲垮的河坎附近,眼前的河堤已经修建得整整齐齐,两村村民隔河相望,完全没有了当年为修筑河堤争抢一块河中的大石头的紧张气氛。我半开玩笑地说,要是原来的这块溪石还在的话,刻上“行政抗诉第一石”应当是名副其实的。

   是荣幸,更是挑战

  “行政抗诉第一案”之说源于1991年11月6日的《法制日报》头版刊发的一则《抗诉,不再是刑事诉讼的“专利”》报道,文中指出:“我国首例行政诉讼抗诉案在浙江审结”。这起行政抗诉案件成为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开山之作。

  案情其实很简单:1990年8月30日,当时的富阳县里山乡红光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夏小松为修复被洪水冲垮的河坎,带领本村村民与相邻的强烈村村民争夺一块石头,造成多人受伤,被县公安局以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造谣惑众、煽动闹事”的规定行政拘留十二天。夏小松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县法院作出维持县公安局行政处罚的一审判决。夏小松向杭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中级法院以“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撤销了一审判决。二审判决生效后,富阳县公安局认为二审判决理由不足,依照刚刚生效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督。

  命运就是这样的巧合,那年7月,我从西南政法学院民事诉讼法专业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浙江省检察院,参与筹备专门的(民事)行政检察业务机构。当时,行政检察的监督线索少之又少,当得知杭州市检察院受理此案后,我奉命介入了案件的全程办理。对刚刚迈进检察院门槛的我来说,这是荣幸,更是挑战。

   第一篇办案日记

  翻阅当时的一些资料,回忆写办案第一篇日记的点点滴滴,颇为感慨,当时办案的很多想法、做法仍然值得今天借鉴。

  办案要正确领会法律精神。案件是活的,法律是静的,办案需要把法律的原理、价值充分体现在丰富多彩的办案实践中,而不能离开实践,教条式地适用法律。该案中,二审撤销一审判决的主要理由是“适用法律错误”,认为当时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造谣惑众、煽动闹事”的治安违法行为,必须是既存在造谣惑众行为,又存在煽动闹事行为。而该案中夏小松只有煽动闹事的行为,没有造谣惑众的行为,所以,公安机关的处罚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经调查,该案的客观事实并没有变化,夏小松的确只存在“煽动闹事”的行为,如果仅仅从法律条文上望文生义,二审判决并无不当。办案中,我们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这一规定与当时刑法上对相关犯罪的规定进行了比较,发现无论是煽动闹事,还是造谣惑众,只要情节恶劣、后果严重,都可以分别构成犯罪;而该案已经成为当年富阳县的十大治安事件之一,后果比较严重,社会影响恶劣。办案中,我们还专门请教了全国人大内司委的专家,我们提出的造谣惑众和煽动闹事的行为分别都可以构成治安违法行为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支持。这样,增强了我们对正确理解法律精神的信心。

  办案要亲力亲为。案件总是比办案先发生,这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对事实的敬畏是办案的基本态度。所以,办案千万要克服主观主义、关门主义,办好案件的基本前提是要全面搞清案件事实,必须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唯物主义观点,扑下身子深入全面做好调查取证工作。办理该案中,我不仅认真查阅了所有案件材料,做好阅卷笔录,注明重要证据的出处和页码;还两次深入到案发现场走访、询问证人、掌握案件在当地的现实影响,特别是在村广播室模拟了夏小松用扩音器发动村民到现场要把石头抢回来、“这口气一定要出”的现场情景。调查表明,该案认定夏小松有煽动闹事的行为是成立的,也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我还查阅了刑法、行政法方面的书籍,与在杭州的行政法学教授进行充分探讨,还专门电话请教远在北京的法学专家,多次面对面地与其他办案同志进行深入讨论、求得共识,从而对案件的判断牢牢建立在客观真相、理性思考之上,避免了办案的主观随意性和片面性。

  办案既要有理更要有据。对法院生效裁判的抗诉是一件极其严肃的法律监督工作,必须以办案这样严格规范的方式进行,办案必须讲规矩,既要有理,更要有据,这个“据”就是明确的法律依据。办案中,我们坚持平等开放的姿态和双赢共赢的理念,反复与二审法院法官充分交流我们的理由、意见,二审法官也认为我们的理由、意见有一定道理,同时告诉我们,对照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法院自己认为判决确有错误、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纠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使我们认识到,对这个案件,如果检察机关要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仅凭学理和实际是不够的,而必须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造谣惑众、煽动闹事”的行为究竟是一种行为还是可以是两种行为作出权威解释。根据该《条例》的授权,在我们多次建议下,经过浙江省公安厅的数次书面请示,公安部作出了该行为既可以是一种行为、也可以是两种行为的具有与该《条例》同等法律效力的行政解释。至此,浙江省检察院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依审判监督程序对该案生效的二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做好办案的后半篇文章

  1991年10月12日,浙江省高级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依法对该行政抗诉案件进行再审。再审认为,浙江省检察院抗诉有理,当庭宣判:撤销杭州市中级法院作出的确有错误的二审判决。

  作为案件承办人,我的工作并没有到此停止。除了撰写内部的经验材料、办案信息、接受采访外,我就办案体会、办案实录和办案思考写了三篇文章,分别发表在《浙江检察》《政府法制》《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上。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共同努力,我们抗诉的理由最终被随后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完全采纳。

  我想,这就是做好办案的后半篇文章、把案件办成极致的一种表现吧。

  二十多年来,这个案件作为全国首例、浙江法治重大事件等,各种跟踪采访、报道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专门让办案检察官谈办案感悟还是第一次。

  (作者系浙江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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