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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W51,归队

冰点特稿第1209期  编号W51,归队W51拖着兽夹飞行

  冰点特稿第1209期

  编号W51,归队

W51拖着兽夹飞行。

  12月27日,W51在天津被放飞。

  就叫它W51吧,如果足够幸运,或许明年还能再见到它。

  W51是只受伤的东方白鹳,志愿者王建民第一次看到它时,这只白色大鸟正艰难地追随鸟群。傍晚,海边的天空泛出红色,它努力保持着飞行姿态,翼展接近两米的双翅完全张开,只是扑翅频率明显比同伴要高,飞得也更低。它的长颈伸直,腿像飞机的起落架一样收起,并拢至与身体平行。这是连最优秀的飞行家和工程师都羡慕的完美平衡——上升热气流与身体重力相互抵消,空气阻力尽可能降到最小,而这,只是它众多与生俱来的本领里的一种。

  现在,一条垂下的腿破坏了它的平衡和美感。凭肉眼就能清晰看到,一块异物坠在它的左腿上。王建民拿出望远镜追踪,确定那是个捕兽夹,铁链在空中摇摆。

  8天后,2020年12月6日,王建民和他的队友最终在天津郊外的一处鱼塘里救下了W51,那时它已经拖着捕兽夹生存了至少15天。他本想给它起个好听一点的名字,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不属于任何人,短暂的相处后,它将重返天空。观鸟近20年,王建民清楚一点:与一只每年都要迁徙数千公里的鸟儿重逢,是那种概率极低、“听起来很美好”的事。

  东方白鹳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里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根据截至2020年年初的调查,全球仅存9000多只。

  W51是王建民给这只东方白鹳佩戴的脚环编号,按照国际鸟类环志的通用规则,这将成为它独一无二的标识——通常情况下,人们都是通过光学仪器与这种野性的物种打交道,能触摸到它们的机会少之又少。给它们戴上脚环,期待在某时某地再次被人看到、记录,是鸟类学浪漫又实用的研究方法。

  天津是全球候鸟迁徙通道上最重要的节点之一,但即便像王建民这样的“老天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此也不知晓。每年春秋两季,从阿拉斯加或者澳大利亚飞来的候鸟在此停歇,补充能量后继续它们跨越大洋的旅程。

  这些候鸟不只属于野外,有时它们也会掠过城市上空,包括像东方白鹳这样的濒危鸟类,或许就从人们的屋顶飞过,只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这一点。

  1

  获救时,W51体重是3.85公斤。从形态特征判断,它是只亚成鸟,体型比成鸟要小,嘴巴还没有完全变黑。

  根据对这一物种的既往研究,它很大可能是来自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或者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某处湿地,那是东方白鹳几个主要的繁殖地。它最有可能是在2020年三四月份破壳出世,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成长。到了夏天,它已羽翼丰满,喜欢在巢中扑打翅膀。按照概率,它会在8月的某一天,受本能驱使,站上巢沿,跃起,开始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

  两个月后,它已经充分掌握了飞行和捕食的技能,积累了一部分脂肪。寒流过境、河水冰封之前,它随族群起程,目的地通常是3000公里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越冬地。

  迁徙途中,脂肪是飞行时的燃料,W51和同伴必须停下来补充能量。不过,就像公路旁的加油站,它不是一定会出现在你期待的地方。你总要规划好行程,不至于半路抛锚。

  渤海湾是东方白鹳迁飞途中的最重要停歇地。这里是迁徙线路地理意义上的“中点”,也是生态学障碍夹击下的“咽喉”地带——西侧是绵延的燕山山脉,往东是渤海。更难得的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里的食物都足够丰盛,漫长的自然选择过程中,不止一种候鸟在此落脚。

  W51的第一次迁徙是它成年前的远足,它跟随鸟群,学习同类的生存之道。通常情况下,它们抵达天津时,已经接近筋疲力尽。对W51来说,这节课的内容是:这个地方难以错过。不过它可能还未学到,同样在这个地方,有时觅食也是件危险的事。

  已经无法得知W51是在何时何地踩到捕兽夹,但可以肯定的是,触发机关的那一刻,锯齿状的兽夹瞬间刺穿了它的皮肉,夹断了它的骨骼。它需要不断挣扎,铁链才会从固定兽夹的木桩上脱落。

  受伤后,W51最早在11月23日被人发现,一位观鸟爱好者在天津北大港湿地拍摄到了它。此后的一周里,它像消失了一般。直到29日,王建民和志愿者到北大港东北方向50公里外的“安心池塘”巡视,车还未停稳,这种机警的大鸟就成群地飞起。这一次没有人忽略它,一只在空中拖着捕兽夹的鸟实在太过显眼。

  接下来的几天,每天天未亮就有志愿者到池塘边守候。最多的时候,370亩左右的池塘里聚集了5000多只东方白鹳,占到这一物种总量一半以上。他们发现,W51和几十个同伴组成一个小群体,一直在鱼塘附近活动。

  王建民告诉志愿者,不能让W51从视线内离开。但只凭肉眼,在密密麻麻移动的白点里锁定一个,是对精力和耐力的考验。

  “盯到眼疼,流泪。”一位志愿者回忆。

  这是场凝视的接力赛。十几名队友轮流守护,他们不敢靠近,也不敢出声——东方白鹳以机警著称。每个人都只是站在那里,就连交接都是在沉默中进行。空旷的野外没有任何遮蔽物,北方的海风吹来,芦苇恣意摇摆。

  浅滩上,W51站立时,受伤的左腿无法伸直。它显然还未适应兽夹的重量,要比其他同类行走更加缓慢,并且时常像被绊到一样忽然“踉跄”,然后扑腾着翅膀保持平衡。

  休息时,东方白鹳会把一条腿收起,但W51已经无法完成这个简单的动作。王建民看到,觅食间隙,其他东方白鹳会单腿独立,把头插在胸前的羽毛里休憩。W51只能站在原地,时不时四处张望。

  志愿者们会在晚间离开。那是东方白鹳需要休息的时候。没人知道,W51是如何度过那些夜晚。

  2

  王建民关于鸟的最早记忆,是小时候在田边水洼里抓鱼时,身边那些叫不出名字的水鸟。它们总会在一旁安静地等待,准备捡食捕鱼人遗漏或者扔掉的战利品。

  他家50米外就是蓟运河,20世纪60年代,河水清可见底。年少的他喜欢偷偷下河游泳,一个猛子扎下去,在水中睁开眼睛,能看到身边游动的鱼类。他喜欢抓一种带有黄瓜清香味的鱼,回家后,母亲闻一闻手掌,儿子没下河的谎话就被轻易识破。到了春秋两季,成片的水鸟在河滩聚集,“白的、灰的,或者黄褐色的,大个的、小个的……”如今,那种散发出黄瓜香味的鱼已经绝迹。

  工作后,王建民成为职业的风光摄影师,他想让人知道这座以工业和港口闻名的城市,不仅仅有工厂和货轮。各种各样的鸟成为照片里的点缀品。他不断寻找、观察,捕捉瞬间,尽力创作出完美的作品——有时他需要一只天鹅的优雅,有时需要的是上万只银鸥同时起飞的壮美。

  慢慢地,他被这些“点缀品”吸引,鸟类一步步成了他镜头下的主角。现在,他努力分辨儿时记忆里,那些湿地上的鸟群:灰色的或许是苍鹭,黄褐色的大多数可能是鸻鹬。白色的最多,银鸥、红嘴鸥、天鹅、白鹤……当然,他现在相信,东方白鹳也一定会在那里。只不过,他当年并不认识。

  眼下,W51离鸟群越来越远了,时常独自在池塘的另一侧觅食。进入12月,水面开始结冰,大部分东方白鹳已经补充完体能,离开的时间到了。

  W51所在的鸟群是最先离开的种群之一。志愿者注意到,几十只与它一起组群的东方白鹳,12月后就没再回过“安心池塘”。到12月2日,数千只东方白鹳像是在一夜间消失,整个池塘就剩下W51一只鸟。它的周围,大片裸露的塘底已经干裂,上面覆盖一层白色,那是在此觅食的水鸟留下的粪便,证明着当时的盛况。

  第二天,几只苍鹭飞了过来,在池塘停留片刻,旋即离开。这里的食物已经不如几日前丰盛,受伤后,W51捕食能力也一直在下降,只能靠一些死鱼和岸上的鱼干充饥。

  毫无疑问,W51已经彻底掉队了。

  营救计划在几天前就被提上了日程。志愿者们本想使用“疲劳战术”,派人在池塘两侧追赶W51,待它力竭后救起。这是最简单的方案,但也可能加重它的伤情,最后被王建民否定。

  第二种方案是诱捕,这需要耐心和技巧。现在,时机到了。

  小马拿出工具,走进池塘,志愿者里没有人比他更擅长捕鸟——他曾是个职业捕鸟人,甚至为此坐过牢。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志愿者团队里流传,有关他的捕鸟技巧:

  几年前,一位鸟类学博士生来到天津,想要捕捉一种机灵的雀类,给它们戴上追踪器做博士论文研究。他先是找了上海一个具有官方身份、在业内颇有声望的捕鸟人,结果对方在天津一周,一只也没有捕到。后来这个博士又“重金”从西班牙请来一位捕鸟猎人,几天后同样一无所获。

  最后,王建民给他推荐了小马,这个看起来没什么特点、沉默寡言的民间捕鸟人,仅用一天就让十几只目标落网,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期样本量。

  “那个博士当场就哭了,有些失态,他本以为自己的论文完不成,毕不了业。”小马轻描淡写地说,“捕鸟要先懂鸟。”

  多年来,他一直在捕鸟圈子内外游离,经历种种普通人看不到的惨剧后,他找到王建民,成为一个护鸟志愿者。

  12月3日这天,志愿者团队获得了地方林业部门的抓捕许可。天还未亮,小马就在池塘边布上了前一天晚上织好的鸟网。安装机关,撒好诱饵,然后在不远处挖了一个浅坑,再在上面用芦苇和树枝搭了一个用来隐蔽的草棚。太阳升起时,他钻进了这个简陋的“掩体”。

  接下3天,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等待。

  3

  “安心池塘”是志愿者给过境的东方白鹳投喂食物的地方,位于天津七里海湿地保护区之外。11月13日,他们从鱼塘主手里买下了这个“塘底子”——每年10月开始,鱼塘主就会陆续抽水出鱼,大鱼捕完后,剩下的塘底常被打包出售。

  候鸟大多在这一时期抵达天津,其中的涉禽包括东方白鹳,又习惯在浅滩觅食,“塘底子”成为它们的绝佳去处。

  “安心池塘”只是几十个连成片的池塘中的一个,也是塘主今年唯一卖出的“塘底子”。

  “往年也会有一些水鸟过来觅食,但是今年尤其多,铺天盖地。”这位塘主抱怨,做了20多年的养鱼生意,他还是会被今年的景象震惊到,“一个塘底子,最快40分钟就给秃噜干净。”

  一些塘主请了人看守,驱赶飞来抢食的水鸟。看塘人坐在塘边,手里提着锣,眼睛盯着池塘,“饭都不敢吃,取个饭的功夫鱼塘就没了”。

  最实用的方法是放鞭炮,从10月开始,王建民每次到鱼塘去巡护,就会听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比过年都热闹”。

  这让他哭笑不得,“有时你会觉得这种场面很滑稽,但一个天津的旗舰鸟种,被人赶来赶去,尊严在哪里?”

  在公益机构的支持下,他们购买鱼苗,制订了“安心池塘”的每日投喂计划,以保证5000只东方白鹳一天的食量。在这里,它们不用担心挨饿,也不用担心被投毒,或者,踩上一个捕兽夹。

  如果早点发现“安心池塘”,W51或许不会受伤,不会滞留。志愿者们清楚,如果不能获救,它不可能熬过这个冬天。食物已经减少了——为了不拖延东方白鹳南迁,投喂只持续了一段时间就已结束。

  被兽夹钳过后,W51似乎变得更加警觉。这个时节,适合涉禽捕食的浅水区域大多都结了冰,填饱肚子已经是个难题。陷阱布好后,其他水鸟,包括几只东方白鹳都被诱饵吸引过来。但W51一直待在池塘的另一侧,缓慢移动。

  小马猜测,或许是陷阱处的脚印让它怀疑。可管它呢,他卧倒在掩体里,身下垫着一个旧褥子,除了紧盯着W51等待机会,没有什么事更值得做。那天最低气温已经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寒风一阵阵从塘底掠过,一整天,人和鸟都保持着最大程度的静止,像是场漫长的对峙。

  到了第四天,12月6日,或许是太过饥饿,W51终于有了动静。小马看到,它展开翅膀尝试起飞,但比普通东方白鹳要多蹬几下地。最终它戴着兽夹飞到半空,然后快速滑翔至陷阱位置,它并没有着地,而是用一个少见的捕食动作,像猛禽一样——只不过它没有用爪,而是用嘴,俯冲掠食。

  草棚里的小马没有犹豫,发动机关,鸟网合并,W51落网了。小马瞬间冲出草棚,衣服和头发上沾满了芦苇穗,在岸上守候的志愿者也冲了过去。他小心打开鸟网,把W51抱在怀里。王建民跑来给它蒙上自制的眼罩,让它镇定了下来。

  捕兽夹终于被取了下来,后来称重确定是1斤半,几乎相当于W51五分之一的体重。它的一根脚趾只剩下皮肉相连,断开部分已经明显坏死。紧急送往动物医院后,医生截掉了那根坏掉的脚趾,做了包扎,好在没有感染。

  W51遭遇了显而易见的不幸,但从结果来看,它又是幸运的。就在一个多月前,在哈尔滨,一只东方白鹳同样被捕兽夹钳住,被人发现时,已经倒挂在高压线上,时而扑棱下翅膀,获救后不久就死亡。

  4

  W51只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5000多万只水鸟中的一只。地球上有9条主要鸟道。相比一些几乎横跨地球两极的鸟类,东方白鹳只能算是中短途旅行者。

  尽管在人类早期的洞穴里,鸟的图形就已是最常出现的符号之一,但人类对这种生物的认知,总在不断刷新。某些时刻,鸟的迁徙引领了人的迁徙。1492年10月,哥伦布和他的船队在海上航行了近两个月,还未看到陆地。10月7日,水手们发现大群候鸟朝西南方向飞去。哥伦布决定改变航向,跟随候鸟。5天后,人类迎来一个重要瞬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今天,已知的最长候鸟迁徙距离由北极燕鸥创造,达到1.8万公里;北京雨燕每年都会飞到南非越冬,春季回来时,它们会准确找到颐和园里的旧巢。但在1822年之前,没有人知道鸟类可以长途迁徙。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甚至解释说,春天的鸟儿之所以在冬季消失不见,是因为它们化身为别的物种。1882年,一位德国猎人捕获一只欧洲白鹳,发现它的颈部卡着一只明显属于非洲的箭头,这是历史上第一份鸟类长途迁徙的明确证据。

  鸟类迁徙是对人类想象力的挑战。红腹滨鹬每年都要在北极圈和大洋洲间往返,这种只有鸽子三分之二大小的旅行者会在出发前做足准备,身体一半的重量都是脂肪,它们要连续飞行8个昼夜,才能抵达迁徙途中唯一的停歇站——中国的黄海和渤海沿岸。

  它们也是天津海边湿地上常见的水鸟。20年前,王建民还不了解它们,也不知道天津对候鸟的意义。后来他遇到了各种肤色的观鸟人,还有举着录音设备的鸟类学家,在他眼里这些人“热切、真诚”,像是来拜谒圣地。王建民为他们做向导,直至彼此成为挚友,他也成了“鸟人”。

  2007年,王建民预支收入租了架直升机,去航拍天津的海岸线。飞行中,脚下那些再熟悉不过的景色,在开阔的视野下忽然重新生出了冲击力——海水的颜色由浅到深呈现出明确的层次感,鸟群飞起,无数个移动的白点嵌在海天之间。不远处是大片湿地,水系蜿蜒穿过看不到边的芦苇荡,“有种荒芜又沧桑的美”。

  直升机上,王建民激动到流泪,一度忘记按下快门。生长于斯,他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家乡。

  有时他也会后悔自己“觉醒”太晚,许多地方还未来得及领略,还未真正体会,就已经满目疮痍。

  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两张巨幅照片。一张是清晨的海上,漫天的海鸟几乎布满整个画面,海是深蓝色的,天空淡蓝,一艘渔船朝着海天相接处驶去。

  另一张是天津沿海的卫星地图,可以看到,一些海岸线被拉成直线,组成规则的形状,这是被改造或者围填的痕迹。官方数据里,天津153公里海岸线中,只剩下18公里自然海岸线。2019年,天津市政府在一份加强滨海湿地保护的方案里说,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确保自然岸线保有量不低于18公里”。

  那张漫天海鸟的照片成了王建民永远的记忆,照片里的海域如今已经变成陆地,上面没有任何建筑,杂草丛生。

  这样的故事不止一次发生。荷兰鸟类学家托马斯·皮尔斯马在天津附近发现了一个新物种,是红腹滨鹬的一个亚种,这种新记录的鸟就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后来,皮尔斯马再次来到天津,请王建民做他的向导兼司机。观鸟路上,他们途经一处半开发的湿地,几栋烂尾楼立在长满芦苇的荒地上。皮尔斯马忽然让王建民停车,请求他为自己拍张照片。

  王建民不解,这种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

  皮尔斯马告诉他,那个新鸟种就是在刚才路过的地方发现的,当时那里还是片完整的湿地。

  “最遗憾的是,由我发现,并且用自己名字命名的鸟类,在我有生之年,我可能又要亲眼见证它的消亡。”王建民回忆皮尔斯马的话。

  几年前,王建民受邀参加一次国际鸟类论坛。会上,一位俄罗斯科学家走上台,他对着台下的同行说,红腹滨鹬在俄罗斯和大洋洲都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种群总量却在下降。接着,他向台下深深鞠躬,请求停歇地国家能善待这种伟大的生物。

  “候鸟不独属于某个国家,它跨越大洋,属于全人类。”王建民对他的发言印象深刻。

  5

  的确,候鸟不独属某个国家、鸟类研究是项国际性工作,从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的办公桌上就不难看出这两点——在这里,几乎每张办公桌上都摆着一个地球仪,或者在墙上挂上一幅世界地图。

  环志中心的陈丽霞博士把一张图表贴在了最方便看到的位置,那是一张全球重要地区环志标识的对照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编码,不同鸟类又对应不同的颜色和大小,天鹅戴的是蓝色塑料颈圈,鹤鹳类是红色的脚环,鸻鹬类用的是彩旗,戴在脚上像是标签。最难辨识的是雀类,用的是金属脚环,最小的内径只有2毫米。

  每个国家都有一套自己的环志标识标准,环志中心曾“回收”到一只雀类,脚环上是他们没见过的编码。他们给全球的环志中心群发邮件,最终收到来自芬兰的回复。

  后来,在《自然》杂志制作的一张著名的全球鸟类迁徙图上,这条芬兰到中国的路线被当作一个新发现,与其他重要的鸟道一同收录。

  鸟类环志除了有科学上的价值,很多时候,也记录着一只鸟与人类的接触、互动,或者一段故事。

  环志中心时常接到一些公众的报告,他们看到或救到一只戴着环志的鸟。环志中心会把这只鸟的信息反馈给报告人,它来自哪里,去过哪,飞行了多远的距离,经历过什么……

  “你会觉得,自己与世界相连。”陈丽霞微笑着说。

  大部分时候,鸟类环志回收只能依靠运气,比如,一些雀类环志的回收率只有万分之一。如果有机会与一只自己亲手环志的鸟儿再次相遇,你最好感谢命运。

  总有一些鸟,再也没有与人类重逢的机会,陈丽霞听说,即使环志的回收率极低,有些捕鸟人依然可以把收集到的,大大小小的环志串起来,“挂在身上能当饰品”。

  即便重逢,也可能是个悲伤的故事。2012年,天津发生30多只东方白鹳中毒事件,当时王建民和其他志愿者抢救了其中的13只。放飞前,这些东方白鹳被戴上了脚环。

  5年后,王建民接到一通来自黑龙江的电话。对方告诉他,一只环志969号的东方白鹳在当地被投毒,现在抢救后已经恢复健康。

  王建民记得969号,它是2012年在天津获救的东方白鹳之一。他仔细回忆,甚至“又看清了这只白鹳的样子”。几个当年参与救助行动的志愿者马上聚在一起商议,这次的地点在中俄边境,早已冰封,南迁的东方白鹳种群,此刻又恰好在天津停歇。

  “不如把它接回天津放飞。”志愿者们达成共识。

  接近2000公里路程,大家轮流开车,每个人都不愿耽搁哪怕一分钟时间。一个昼夜后,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几个人轮流把它抱在怀里,有人甚至给它做了件衣服。

  “那种心情,就像看到多年未见的孩子。”王建民形容。

  969号被接回了天津,然后放飞。一个月后,王建民第三次见到了它。这一次,它潦草地躺在地上,洁白的羽毛失去光泽,沾满泥巴。

  它终于死于中毒。

  6

  还在做“搞鸟”的生意时,禾花雀是小马经手的“畅销产品”之一。它们曾是天津常见的鸟类,冬季迁徙时节,这种鸟会数千只成群,铺天盖地地飞过。

  小马见过数万只禾花雀关在笼子里,等待被催肥后,送上南方的餐桌。后来他发现,这种小鸟越来越难捕到,直至在天津几近绝迹。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上,禾花雀从2004年的“近危”,连升四级,到2017年已经变成“极危”。

  “这份营生再继续下去,非把鸟捕绝不可。”小马说,他对鸟有种复杂的感情,大部分时候鸟都是种交易品,同时,他也喜欢鸟。像个泥潭,捕鸟是他赖以生存的生意,但也让他“感到痛苦”。

  王建民还记得,他第一次见小马时,想“探下底”,就顺手指着身边的公益宣传册,问小马认不认识封面上的鸟。结果小马很快就给出了准确答案,那是种稀有的非洲鸟类。

  后来的接触中,王建民越来越相信小马是个“鸟痴”,他总能准确认出那些鸟类身上的环志信息,不管是属于欧洲,还是南美洲。这次W51获救后,他能抱着手机看一整天监控。

  那次见面后,小马放飞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鸟”,这几乎是他全部家底。他最终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如今成为最活跃的成员之一。

  近几年,天津已经很少发生鸟类盗猎事件,但盗猎并不是鸟类面临的唯一威胁。

  今年11月18日,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副主任钱法文到天津考察候鸟迁徙状况。

  “在七里海走了一圈,只见到一只东方白鹳。”他对当天的见闻印象深刻,到了湿地面积更大的北大港,他逐个清点,“一共78只”。

  环志中心曾给一些东方白鹳佩戴了可以定位的追踪器,一张能显示其中16只白鹳10月21日到12月21日行动轨迹的地图上,七里海和北大港两个自然保护区的点位都相对稀疏,保护区周边的鱼塘成了点位最密集的区域。

  “这说明保护区没能满足东方白鹳栖息的条件。”钱法文分析,鱼塘每年都会出鱼,但今年包括东方白鹳在内的涉禽忽然在鱼塘聚集,是因为保护区内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近几年,七里海湿地保护区设定生态红线,开始施行“退养还湿”,区内的经营性鱼塘都被清退。11月15日,当地曾为过境候鸟投放了1万多斤鱼苗,密度显然不如往年鱼塘的“塘底子”。

  钱法文建议,在严格保护生态的同时,应该适当考虑候鸟栖息需求。

  问题解决之前,幸好还有用来临时投喂食物的“安心池塘”。

  12月27日上午,W51再次回到这里。它的伤口已经愈合,相比获救时,体重增长了两斤,精神看上去也好了不少。

  救下W51后,天津下了两场雪,王建民感到不安。在雪天还见到东方白鹳,没有浪漫,只有危险——同伴大多已经抵达南方,王建民担心,W51生命中的第一次迁徙,是否真的就要落单。它也不属于封闭的救助室,在那里,每次有人接近,它都试图飞起来躲避,然后撞到屋顶。

  志愿者们一直在寻找东方白鹳鸟群,最近每天都会去“安心池塘”观测。12月25日,100多只东方白鹳忽然在池塘附近出现,他们猜测这可能是2020年最后一批南迁的东方白鹳鸟群。

  是时候说再见了。鸟群近了一些,王建民打开放飞箱,截趾后的W51助跑、跃起,黑色的飞羽像手指一样展开。它朝着同伴飞去,几秒钟后便与它们会合。志愿者不愿离开,仰望、目送,直到它变成一个白点,消失不见。

  (本版图片均由王建民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海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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